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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8月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次以“数据权益司法保护”为专题的第47批指导性案例（262-267号）。

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，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，数据相关的各类经济活动形式多样，日新月异。但在制定法方面，我国对于数据权益保护的立法进度一直相对滞后，因此最新的司法判例，对于兼具数据权益享有者与信息处理者双重身份的企业而言，可以说是其充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合规经营的核心依据。

该批案例聚焦数据权属、数据产品利用、个人信息保护等核心问题，为企业明确数据权益边界、信息处理规范并规避法律风险提供重要指引。

对于网络平台公司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“经营性利益”受法律保护，司法界可以说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，此类案件在北京、杭州、南京等城市司法系统已经有诸多可查询的公开判例，裁判理由和结果大同小异。本案判决时，制定法领域尚无对数据权益保护的直接依据，因此各判决均引用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的一般条款以及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条款作为裁判依据。

随着本案入选指导性案例，以及实施在即的新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的数据保护条款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推出，此类案件的裁判原则可以说基本盖棺定论。

本案与第262号指导性案例，可以对照研究。两案均为网络平台对于数据的迁移使用，但判决结果迥异，其根本区别还是在于本案中被告的数据获取行为，取得了用户的同意，即用户对于其上传的信息和数据具有“可携带权”。即原告虽然对数据集合拥有“经营性权益”，但不能妨害用户对于自身数据的处置。这对于数据获取方的如何让数据获取行为正当化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。

本案与第262号指导性案例，可以对照研究。两案均为网络平台对于数据的迁移使用，但判决结果迥异，其根本区别还是在于本案中被告的数据获取行为，取得了用户的同意，即用户对于其上传的信息和数据具有“可携带权”本案同样可以与第262号指导案例对照研究，同样是数据抓取后的开发利用，两案判决结果迥异。这并非单一要素导致：本案在原告数据类型、是否采取保护措施、被告数据来源、原告数据对在被告产品中的占比、国家立法对于被告商业模式的明确许可、原告是否受损害等诸多方面，都与262号案有本质区别。这两个案例对照品读，更便于理解所谓“数据权益保护”和“鼓励数据流通”的司法界限到底在哪里。
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中明确，如未经个人同意或有其他法定情形，为订立、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前提下，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。本案明确了以服务功能实现与否作为“必需”的判定标准，同时禁止变相强制“同意收集信息”，为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划定了清晰的合规红线。

本案认可了在“先享后付”场景下对于用户信用相关信息的合理收集，可以与第265号指导案例对照研究，其核心还是在于本案中收集的信息为“合同履行所必需”，再辅之以依法告知、确保自愿以及最小必要等原则，就可以成为合规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。

本案指明了“账号执行难”问题的解决方案，明确“账号交付=密码+实名认证变更”，对于被执行人不愿或无法配合的情况，应向平台公司发送协执，给出账号的强制变更路径，确保胜诉方权益落地。

最高院本次选取的六个案例均着眼于数据权益司法保护的关键领域。在数据权属与不正当竞争方面，既维护企业数据集合的经营性利益，又鼓励创新服务；在数据加工利用上，明确公开数据合法采集加工规则，避免数据垄断和信息封闭；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，精准区分必需与非必需信息收集情形，平衡服务与个人信息权益。在账号执行问题上，亦给出切实可行的交付方案。相关企业应将本次发布的裁判观点作为实操指引，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数据权益相关的最新司法动态，帮助企业明确自身权益边界，合法合规收集、加工、使用数据，重视个人信息保护，以规避相关法律风险，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稳步前进。